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种政治哲学理解
◎文/程广云
“摘要：本文在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家政学渊源，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渊源基础上，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分析马克思《资本论》政治哲学批判的案例，指出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政治哲学批判。
关键词：家政学政治经济学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批判。与其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如说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科学态度，批判是一种哲学态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既是经济科学，也是政治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研究和批判了诸多政治哲学问题。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政治哲学批判。
从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诚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资本论》的哲学面向早已为人们所揭示。但是人们只是充分意识到它的纯粹哲学层面，还未充分意识到它的政治哲学层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资本论》的逻辑”，他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资本论》的逻辑”即《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和方法。“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虽涉及哲学问题，却没有充分揭示《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面向。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提出了“阅读《资本论》”的若干视角：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和哲学。他说：“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恰恰是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疑问。这就是说要对论述—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根据问题。正是这种认识论根据使这个统一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论述—对象的统一。只有这种阅读才能对《资本论》在知识史中占有何种地位的问题作出回答。”[2]阿尔都塞将哲学视角理解为认识论的视角，同样没有充分揭示《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面向。
为了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要了解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尤其“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史。“政治经济学”的希腊文、拉丁文词源是“家政学”（Oikonomika），亚里士多德著有《家政学》一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划分，财富的运营是私事或家庭事务。这就是说，“经济的”是“家庭的”，而“政治的”则是“城邦的”。从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将原本属于家庭事务的发财致富变成了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因此，它本身是一个现代概念，与古典范畴有显著区分。阿伦特说：“‘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Volkswirtschaft），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种‘集体家政’；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从而我们发现难以理解古代思想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语词的矛盾，因为任何‘经济的’事情，即与个人生命和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切，按定义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务。”[3]从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这一转向意味着公共政治领域的消解，私人领域集合为社会，而社会则异化为国家。
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当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当然不是要“回到古典”亦即回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上去，而是要扬弃异化亦即扬弃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的异化，使国家复归社会。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去构想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相对应。黑格尔是国家主义者，主张国家本位；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本位。但是，当马克思从黑格尔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三元结构时，他也就从社会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这个共产主义与私产主义相对应，马克思认为私产主义的最后和最高形态是资本主义，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接续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当他自述如何从“法律、哲学和历史研究”转向“研究经济问题”时，就证明了这一思想转变过程。马克思“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构想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环节，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环节。两者相反相成。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马克思所从事的工作，严格地说，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科学研究，亦即阐明“增进国民财富”的原理，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亦即阐明“剥夺剥夺者”的道理。马克思许多著作和手稿的标题，甚至《资本论》的副标题，都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批判”显然是在康德意义上使用的，亦即阐明研究主体、客体（对象）及其关系的认识论根据（马克思还要进一步阐明它们的本体论根据），确定每一研究适用的领域，划分每一领域合法的边界。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将政治经济学当作资本主义的意识形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成熟的市民社会也就是物象化的社会，资产阶级作为成熟的市民等级也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拜物教的表现形式。按照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比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纯粹，克服了斯密、李嘉图的所谓庸俗化倾向，并进一步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论。同时，马克思以是否坚持劳动价值论为区分“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界限：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以穆勒为代表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是“庸俗”政治经济学。这样，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倾向，拒绝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倾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乍一看来，《资本论》以“资本”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题，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无多少政治哲学蕴含。不仅如此，马克思一生几乎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称为政治哲学著作，其中既没有以某一政治制度，如“国家”、“法律”、“政府”等为主题的研究，也没有以某一政治观念，如“正义”、“自由”、“平等”等为主题的研究。或许有这一方面的研究计划（如研究国家等），但是，马克思完成的著作大多是纯粹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倒是恩格斯还有几部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涉及政治哲学问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中的“道德和法”部分就研究了“平等”、“自由”两个政治哲学问题。
其实，这些政治哲学主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诸如“自由”、“平等”这样一些政治哲学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拒绝对任一政治哲学问题的抽象阐明，而是致力于在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具体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政治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观念生产和再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哲学批判的案例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工人的自由”，他说：“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一离开这个简单商品流通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5]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要联系它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现它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妙。这也不是什么虚伪，资产阶级未必有意撒谎和欺骗，但是它习惯性地将自己具有特殊性的利益和意志普遍化，就在无意中制造了谎言和骗局。
分工、所有制（所有权）也都成为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既从经济科学角度去研究分工，又从政治哲学角度来批判分工。分工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当分工被作为生产力（即与物的要素、人的要素相对应的形式结构）去研究时，就是一个经济科学问题；当分工被作为生产关系（即与利益关系、权力关系相对应的技术关系）来批判时，又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对于作为“全部社会史”“锁钥”的“劳动发展史”的历史考察，科学地阐明了分工的起源和本质及其扬弃过程。所有制是一个经济科学问题，所有权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倾向于将所有权问题还原为所有制问题，这也就是将法权（上层建筑）还原为生产和分配（经济基础）。马克思寄希望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他们实行“社会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他的“设想”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前者是社会的联合，后者是个人的自由，这就叫做“自由人联合体”。
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政治哲学批判当然，不是涉及如“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分工和所有权”等政治哲学问题才是政治哲学批判。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政治哲学批判。例如，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的结构理解为一种物象—人本结构，所谓“物象”（物质现象）就是经济现象（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等）；所谓“人本”（人类本质）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等），就是社会关系，尤其阶级关系，或处于一切社会（阶级）关系之中的个人，或作为一切社会（阶级）关系总和的个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等等）。物是人的对象化，而人则是物的人格化。同时，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的方法理解为一种现象还原，先将物质现象还原为人的社会关系，再将人的社会关系还原为人的实践活动。反过来说，将人及其社会关系、本质力量物化（外化、异化）为物恰恰是马克思力图扬弃的社会结构，将这种社会结构神圣化，就是拜物教（包括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年12月8日，根据原稿发布）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页。
[2][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页。
[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页。
?本次推送编辑：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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