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形象语言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强综合、弱分析、强调整体性、直觉性的特点，瘟疫“致”与“治”的观念中“气”观念就是其产物。借助“气”大范围存在且具流动性的特点，瘟疫的各项特质可以得到解释，而且可以实现与荣卫气血思想的无缝衔接。早期人体外的气多指气候，而隋代注病观念注意到了邪气的人际传染，有了初步的细分、精分思想，但宋代以《圣济总录》为代表的官方医著用五运六气学说预言未来疾病，却是个机械的退步。明代吴有性的戾气论突破伤寒和五运六气成说，并明确指出了口鼻为传染渠道，使得治疗更有针对性，这是逻辑思维发展的体现，但仍然归属在“气”的概念之下。“气”的内涵不断被阐释、被置换，被加以正反两方面的利用。水、火、德行等具备弥漫性特点的物质或秉性往往也成为抵抗瘟疫的手段。围绕瘟疫问题上弥漫性物质(秉性)的左右逢源，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特点。
作者/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载/《文史哲》年第5期，第-页
把握古人思维模式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瘟疫问题上，医家和民众的思维无不反映中国式思维的特点。民国以来中国古典医学深受西方医学冲击，因此医学史研究者的旨趣与其他自然学科史(例如物理、数学、天文等)不同，那些学科在科学进入之后全部“皈依”，唯医学仍坚持其阵地，但从业者(包括学科史研究者)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笔者曾指出：“在西学强大压力下，即便是古典医学的拥护者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如此的思维模式：在对西医强大压力进行反弹的时候，传统医界实际上是在照着西医的样式反复阐明自身的‘科学性’，在站到西医对面的同时也成为其映像(Abbildung)，从而反证了西医的统治力。”对于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成因的认识就有这样的历程。唯有今天在接受了西学洗礼之后，才能借助“他者”的眼睛重新审视这个过程。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因为现代中医领域的重大问题都缘起于科学的进入及其映照。不必强调孰优孰劣，起码要承认有了“他者”的映照，“我者”才有了轮廓边际，“问题”才得以构成。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就高度重视概念的精确，这一切缘于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有别于汉语这种形象语言，“由于声音语言内部的紧张，必须不断掌握外部世界的固定性、寻找声音的根源，以形成概念及观念。——不同于中国语言的积聚性，西方语言是意义的重新界定；不是用一种语言重复说明外在世界，而是不断发明新的名词以不断重新界定外在世界。这正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理想。西方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理论架构。中国语言则不同，如‘阴阳观念’，几乎可以指代说明一切。强调语言的积聚性，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征。西方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rigiddesignation)，根据固定规则以对外在事物进行重新界定，重新系统化，于是产生逻辑思维方式和科学思维方式”。而今站在现代思维的角度(不可讳言的是所谓现代思维是以西方思维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来审读中国古代医学，必然会时常有感于古人概念、逻辑与今人的巨大反差。
本文将以瘟疫问题为例，分析中国古代瘟疫致病观大略的演变过程，并且分析古人在对抗瘟疫时对弥漫性物质的依赖。兹事体大，非本文可以备述，故紧扣古人瘟疫观的一条主线即“气”加以论述。瘟疫观的演变正可以展现传统思维的特点。以往的医学史研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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